基建刺激经济走向尽头 中共的“封锁”与“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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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一直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以“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过去的几年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速。然而2018年,中国基建投资增速骤降至3.8%,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基建投资增速的大幅下降,可以说是2018年中共在经济政策上作出的主动调整,2019年,“外部环境稳中有变”的背景下,曾经“风光一时”的基建投资,究竟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得益于基建投资巨大的投入,中国高铁发展迅猛(图源:Getty)

“肱股之臣”

投资、出口、消费被称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过去的20年,基建投资始终维持了高增长。中国的“基建狂魔”之路始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口大幅下滑,中国经济也面临相当大的考验。中国政府为了挽救困局中的中国经济,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包括增发国债、促进出口、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中国财政部向四大国有银行发行1,000亿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49美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基建投资的高增长之路由此开启。

从财政支出造成的赤字来看,1998年中国财政赤字约为980亿元,到了1999年,财政赤字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797亿元。

财政加杠杆政策刺激之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到2003和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超过10%。

基建投资帮助中国政府渡过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爆发。国际环境恶化,再加上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地震。中国国务院推出十项举措,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在两年完成4万亿元的投资规划,以扩大内需。

数据统计显示,在这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水利设施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约1.5万亿元,如果再加上电网改造、农村基础设施、危房改造等工程,与基建相关的投资近3.3万亿元,占到整个投资计划的80%。

但也就是从“四万亿”投资计划开始,中共开始认识到,基建投资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弱。1998年金融危机后,财政支出使得中国经济在2003年及随后的五年中保持两位数增长;而2008年的刺激效果就大不如前,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仅维持一年10.6%的增长后便开始逐年回落。这让中共开始意识到,基建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肱股之臣”已经是“风烛残年”。

“壮士断腕”

基建投资高投入的特点造成大规模举债。由于1998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等,只得通过借债维持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中国宏观杠杆率从1995年110%攀升至2017年近260%。中国华创证券估算,截至2017年,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约为25万亿元。

从2016年末开始,中国政府陆续发文,明确任何增加地方隐性债务的行为都会受到审计部门和司法部门的追责。在基建投资中,城投债融资占比高达70%,而在城投融资中,银行贷款接近一半。由于资管新规造成银行资产监管趋严,导致地方政府基建投资资金来源紧张。地方政府大搞基建的客观条件被逐一“封锁”。

另外,中共十八大后,GDP不再是地方政府考核的唯一标准。扶贫、风险防控、环保等都成为考核指标之一,地方政府大规模基建的主观积极性也减弱。

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中国基建投资增长仅为3.8%,与2017年近20%的基建投资增速相比降幅巨大。

随着2018年四季度,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开始逐步显现,中共再次寄希望于基建投资完成经济“突围”。2018年12月29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39万亿元的新增债务限额计划,用来弥补基建投资短板,达到稳定GDP增长的目标。2019年1月以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复的基建项目投资已超过5,000亿元,涉及城际铁路、轨道交通及机场等大型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除常规的“铁公鸡”外,很多地方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快5G基站、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外部环境多变,中共高层“房住不炒”已经定调,扩大内需不能依赖房地产,同时,居民消费又是慢变量,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情况下,拉动内需见效最快的还是基建投资。但传统“铁公鸡”投资带来的经济效应显然已越来越小,长期依赖已然不现实。加大5G、人工智能等科技端基础设施的建设,尽快完成“新旧”动能的转换,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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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王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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