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减税方案” 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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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03 19:23:04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周期,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突出。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2019年中国的财政政策将会更加积极,通过减税降费等政策措施,激发市场活力、降低企业负担,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宏观调控职能,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减税,包括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增值税税率等措施,但是民众对减税的“获得感”并不强。最重要的原因是减税都是在税基上做文章,比如企业所得税的各种税前扣除、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都是通过缩小税基的方式,来减轻纳税人负担。这种方式对纳税人来讲计算复杂,而且税收管理部门核实难度大,容易造成税收流失。从税基上减税,民众对减税的“获得感”并不明显,着力提升减税的“获得感”,就需要推出更大规模、更加明显的减税降费措施。

对中国而言,社会对减税的期待较高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方面,企业确实遇到很多困难,需要相应的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另一方面,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要对冲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影响,减税是重要的举措之一。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过程中,通过“减税”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对中国经济具有战略性意义。

减税降费,激发市场活力,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图源:新华社)

中国税收的决定因素可以用公式进行说明,税收=税基x名义税率x税收征管效率;中国目前最关键的是走什么样的“减税”路径,从税基、名义税率、税收征管效率三个方面,如何形成新的组合,形成中国版的“减税方案”。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减税方案值得借鉴,美国税改本质通过降低名义税率,同时清理税基上的各种优惠,做大税基。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降到21%,名义税率减税力度很大,但是实际税率只降低2%左右,实际税收收入并未大幅减少。

美国版减税方案对中国减税提供一种启示:税基和税率政策可以形成新的组合,在较大幅度的降低税率的同时规范税基,税基扩大也为更大幅度降低税率腾挪出空间,完全符合中国税制改革“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方向。

中国减税方式要实现从税基调整向名义税率调整转变,同时加强税收征管效率。在降低名义税率的基础上,同时清理和规范税基,使税率和税基形成新的组合,既能有效引导预期,同时又使税收收入不会大幅下降。

现在减税的一大目标是有效引导预期,从税基上减税,引导预期的作用远远不如从名义税率上减税。但名义税率降低的社会反响、传播效果,以及带给人们的心理感受更强烈,更能有效有力引导预期,增强减税的“获得感”。

同时,中国的财政收支压力也很大,减税的同时,必然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一方面中国需要在公共服务和改善民生方面继续加强投入,另一方面也必须通过“减税”来激发经济活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虽然中国可以通过提高财政赤字、发债等方式来解决短期财政缺口问题,但赤字、债务上去很容易,下来就非常困难,长期“财政平衡”压力巨大。

目前税基主要是在传统产业,新业态还没有成为当前税制的税基,现行税制还没跟上税基、税源的变化,筹资能力急剧下降。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带来的税基、税源变化也使税收增长下挫。一些省、市、县都出现了税收负增长,工资不能及时发放又成为现实,养老金入不敷出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财政危机比想象的要近得多。一旦引发财政危机,恐怕就会导致经济危机。

中国需要找到一种“平衡点”,在减税的同时,不大幅增加赤字、扩大债务,减轻财政收支的压力,从而实现中国版的“减税方案”。

虽然中国面临财政收支压力,但是中国依然存在减税空间,减税的空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财政要过紧日子,主要是财政支出要压缩一些不必要开支,把钱花在刀刃上。二是要优化支出结构,尤其要动存量。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提高预算绩效,少花钱、多办事,也相当于节省了资金。三是加强征管也能为减税腾挪出一定空间。通常所说的减税是指制度性减税,降低税率、增加优惠。中国名义税率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征管能力不是很强,“宽打窄用”,实际征收过程中可能存在税收流失,该缴的税没缴,中国影视明星“范冰冰税案”就是例证。如果做到依法征收,应缴的都缴上来,那么,降低名义税率和税收优惠的力度就可以大一些。如果以上三方面能同时发力,减税就不会大幅增加财政赤字。从而实现减税与财政的“平衡”。

中国的“减税方案”,对小微企业减税力度要更大,特别是要降低小微企业的名义税率。因为小微企业减税成本小、效应大。所谓成本小,是因为小微企业在整个税收中比重不大,对财政的影响不大。效应大指的是它涉及面广,大量的小微企业都可以受益,等于降低大众创业创新的门槛,具有杠杆效应。

在减税的同时,政府也要进一步的“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投资者、创业创新者提供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消除“体制原因”和“非税因素”造成的企业经营成本高的顽疾,只有“减税”与“改革”协同推进,才能激发企业活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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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赵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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