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对话黄剑辉系列:改革需要考虑中国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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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由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革开放的集结号正式吹响,这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几十年经济腾飞的起点。1987年,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中明确,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十一世纪中叶成为关键的时间节点,从当下展望,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距本世纪中叶还有30余年时间。“行万里者半九十”,40年飞速发展的背后,“矛盾凸显期”特征接踵而来,改革进入深水区。这就使得梳理过去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显得尤有意义,同时,吸取过去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就此话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此系列访谈共三篇,本篇为第二篇。

本文转自《多维CN》040期(2018年12月刊)“激荡40年”改革开放系列访谈《矛盾凸显期到来 下一步怎么走》。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多维:你所倡导的新供给经济学和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有哪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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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剑辉:我常开玩笑说,林教授和我们的观点结合起来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同。

林毅夫教授的《从西潮到东风》和《繁荣的求索》这几本书我都看过,据林教授在有关论坛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源泉来自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新供给经济学的思想源泉是先秦诸子,研究的指导思想叫“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其中,“古”是指先秦诸子的经济学思想,以管仲法家的思想为主;“今”就是西方现代的经济学思想、经济学理论;“中”就是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等;“西”就是西方的经济学思想,把它们融会贯通,然后构建出新的框架来。

林教授强调比较优势,有为政府。很多人片面的把林教授的观点理解为“大政府小市场”,这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我们主要强调政府和市场都不能越位、错位、缺位,而是要到位。市场也不能过多地去做政府该做的事情,比如住房问题。要求民众都去买商品房根本不现实,香港、新加坡将近40%到60%的人是住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像医疗、教育、住房这些民生领域需要政府、市场双到位。政府也不能过多地去干预市场,去干市场要做的事情。

多维:你刚才也提到了赶超战略,我们有时会看到中国大陆有些学者提出中国在多少年内会实现经济指标超过日本、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你如何看待这样的学术观点?

黄剑辉:我们在研究中也加入了和其他国家的对比,直观的量化对比能够直接反映出经济发展情况,但是需要注意在量化的过程中避免掺杂主观因素。新供给经济学在研究改革开放历程时就研发了一套框架,当然也借鉴了施瓦布先生和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同时结合了中国国情。

只有客观的数据才能得出最客观的结论,最接近实际情况。当然,不同的数据可能有不同的权重,但如果掺杂了过多主观因素,就会对数据权重产生影响。比如人口占得权重不应该太大,美国、日本人口都不算很大,印度和非洲的人口都不少,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差异?劳动人口当然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但如果人为加大权重,得出的结论就有可能产生偏差。

我们在研究时基本都是数据直接对比,这就好比身高对身高,体重对体重,避免把这几项指标进行过度加权,如果把身高看得重要,权重过大,最后的排名就会发生变化,这样的方法显然不科学。


多维:新供给经济学关于改革开放进程有哪些解释呢?

黄剑辉: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不仅来自于全面开放、利用人口红利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更重要的是依靠改革调动了相关经济资源积极潜力。我们认为应把供给端的重要主体——公权体系和供给形式的重要内容——制度供给更充分的纳入理论框架,主张把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融为一炉,形成中国特色的新供给经济学。

新供给经济学分析框架的顶层设计是经济制度、法律法规和中国政府,包括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合作。

分析框架的需求侧,包括中国梦,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另外还有世界梦,即推动全球和平发展,互利共赢。

把中国梦和世界梦作为需求之后,通过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等供给侧的提升,去满足这种需求。这三大驱动力实际是说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施瓦布教授的观点,我们有所引入。但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说了很久,1998年就开始说,这么长时间发展方式还没转变过来是什么原因呢?

我思考了一下,一个之经济体或者一个区域的经济体它的发展路径基本上是按照要素、效率、创新驱动这样的周期发展,就像教育必须是从小学、初中、高中、本科这样念上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跟一个初中生谈消费、谈旅游,命题不对。

不同阶段的问题不能放在同一个阶段考虑,比如八九十年代就应该是投资驱动,当时基础设施都还很薄弱,铁路、公路、机场都没有,怎么发展地方经济?所以片面批评高投资是有问题的。

同时,中国的国情很复杂,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很大,因此改革需要考虑地区差异。比如一线城市像北京、上海,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善,这时候自然应该转向创新驱动;但是像中国中西部地区,比如甘肃省,要素驱动还没有完成,西部一些欠发达的城市,必要的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还不完善。现在不投资,等老龄化问题严重了,该配套的基础设施还没有跟上,想再加大投入搞基建就更难了。像英国伦敦,好多地铁都是一百多年前修建的。

新供给经济学把改革开放从19个方面进行解释,有些观点和之前介绍的其他经济学派有类似我就不再赘述。

研究改革开放成就时,我们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思想,比如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强调入世,务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华文明历来倡导节俭,重视储蓄和教育。

另外,我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宗教信仰,中国人自古拜自然神,它讲的是“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精神。这些思想和文化不仅在海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改革开放也产生了助推作用。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大部分地区位于北纬20至60度的温带,气候适宜。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全球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基本都处在这个维度。比如俄罗斯的北边,一年大半时间都是寒冷的冬天,不利于人类进行经济活动,我们国家的东北也多少有这类问题。而且,中国沿海地区有漫长的海岸线,同时又有很深的战略腹地。典型的像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上海、广州、深圳发展有非常好的区位优势。

除此之外,中国有超大的市场规模,甚至每个省都类似一个中小规模的国家,一体化的交通、物流和信息网络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规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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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王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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