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之争再起 实体经济表现成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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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关于中国需要几个一线城市的争论再次浮上台面。据了解,在一个论坛上,中国民生银行副总裁兼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发言称:“中国至少需要8个一线城市”。据管清友表示,除了既有的北上广深外,天津、杭州、成都、武汉、南京、重庆、西安、苏州、合肥等9个城市有望成为“新一线城市”。

管清友的这项发言也意外引发经济学界的热议。而争议的焦点则在于“中国究竟需要几个一线城市”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评价标准为何”。此外,中国的一线城市之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包括新兴科技城市的杭州以及区域经济火车头的成都、武汉、郑州都期待晋升为“新一线城市”。

中国再次掀起了一线城市“扩容”的讨论(图源:VCG)

何为“新一线城市”?

据了解,管清友的这番“新一线城市”论源于同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对照结果。据指出,在现行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框架制约下,一线城市总人口仅占中国人口总量的5%。

作为享有中国最高质量生产要素的一线城市,所吸收的人力比例不仅过小,对于经济的拉动效力也未有效发挥。也因此,中国政府应通过政策层面的支持,打造几个“新一线城市”,借以提升城镇化率,并顺势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从管清友的这番讲话思路来看并无不妥。以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环北京经济圈、长江经济带、珠江经济带的发展轨迹来看都与一线城市所带动轴心——腹地牵引作用有所关联。也因此,倘若在全国范畴内广泛打造几个具有产业竞争力的“新一线城市”或许真能有助于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动能。

然而,不少相关人士也对此倡议提出质疑,其中最显著的观点便是所谓的“一线城市”源自于房地产交易的概念,目的在为房地产交易价格进行分层。而在行政层面,中国政府虽在省市的行政区外列出了五个计划单列市—— 深圳、宁波、大连、厦门、青岛 ——但迄今尚未就一二三线城市做出明确的区别性定义。

基于此,有不少声音质疑管清友的“新一线城市”说目的在为当前严控的楼市非理性交易添加新的“柴薪”,导致的后果将是亟欲“去库存”的二三线城市房价进一步上涨。

文化资产与新兴科技加持下,杭州成为新一线城市中的领跑者(图源:VCG)

一线城市需有一线的实体经济

2016下半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房地产市场四小龙”,包括南京、苏州、合肥、厦门等四个被视为“准一线城市”的土地拍卖价格频创新高。截至2016年8月,“四小龙”的土地拍卖价格被录得连续15个月环比上涨,累积涨幅则超过100%。房地产市场热烈追捧也坐实了市场上对于“新一线城市”楼价上涨的预期。

然而,归根结底来看,衡量一线城市的根本指标还是当地实体经济的基础。单纯的房地产价格并不足以衡量当地城市发展水平。以合肥房价为例,作为所谓“四小龙”中的后起之秀,2016年合肥当地房价涨幅达84.8%,涨幅高居全球首位。

然而,高企的房价并未未给当地实体经济注入同等动能。根据一项统计显示,2016年合肥当地居民收入平均值为6,173元人民币(约合950美元),在中国城市收入排行榜中位列23名。而在这份排行榜中,作为中国一线城市典范的北上深广则占据了一至四名。也因此,单凭房价走势预期推测“新一线城市”的作法并不具参考价值。

目前看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传统的经济增长拉动模式已不足以带动中国进入高收入社会。唯有更深层次地推动区域经济整合,打破既有的城市格局限制,提高城市间的相互依存度才有可能持续推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在这种背景下,“新一线城市”需要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进而在区域经济中扮演起领头羊作用。也因此,在中国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此刻,要想晋升为“新一线城市”,城市本身的实体经济竞争力以及同周边腹地的协同能力恐怕将比城市独立的综合素质更加重要。

撰写:曾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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