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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后政府本身更需“改革开放”


【多维财经】相较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中国政府本身的职能可能更需要“改革开放”。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是推动政府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而政府改革是所有改革的关键,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而不要越俎代庖。

在热议改革的氛围中,海内外人士正屏气凝神,关注着即将开幕的中共十八大。中国各界盼望十八大能够对未来经济改革做出新的规划和部署,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历经几十年高速发展后,速度正逐渐慢下来,而改革不彻底所导致的弊端愈发明显:社会冲突加剧、贪腐猖獗、分配不公、生态环境恶化等等。公众普遍抱怨“改革疲劳症”,个别人甚至把矛头引向改革本身,要求“退回去”。对这些怨愤和怀疑的最好回答,便是进一步深化改革。

那么,十八大后的经济改革该从哪里下手?历史或许能告诉我们答案。20年前,同样处于经济变革的紧要关口。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提法,并对此做出两点新解释,即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一年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出详细解释并确立了改革的行动纲领,描述了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市场经济的“五大支柱”。在这里,从目标、解释到行动纲领,构成了比较完整和缜密的改革整体框架,指导了此后20年中国改革进程。

然而,改革难就难在实施,在这20年的经济变化中,政府宏观调控对中国经济成就的取得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政府“有形之手”却也不可避免的因干预过多而导致权利寻租、腐败、官商勾结等让民众怨愤的现象。为此,在十年后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做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改革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是摆对企业和政府各自的地位,即企业是投资的主体,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政府只有在“关系经济安全、影响环境资源、涉及整体布局”的重大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及限制类项目时才扮演审批者的角色。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目标探索”和“框架构建”阶段,按照目标,到2020年,中国要力争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正处于“体制完善”的阶段。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现在所缺的就是改革的决心,当下改革的最大瓶颈在于改革者越来越成为改革对象时如何自处。而对于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详细经济体制改革设计,中国的经济学者和专家估计,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才能做出,就像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一样。

对于未来中国的改革思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跟政府的职能有关,一个是政府职能的界定,另外就是政府如何来履行它的职能。其实很多经济问题,都跟政府履行职能的方式有关。比如中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中国的投资率高,居民消费力很低,就是因为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相对比较低。

这收入都跑哪儿去了?白重恩分析,一方面是政府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另外一方面是企业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而企业可支配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有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所以,这样一个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之间分配,跟政府职能有很大关系。所以,要改变这样一个分配格局,就一定要改变政府的行为,这是关于增长结构的问题。

从增长的动力上来说,中国前几年生产率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很大程度上跟政府职能边界有关系。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一些投资,可能效率比较低。这些投资的效率降低时,整个经济的生产力也会降低。所以从增长角度来看,政府职能转变非常重要。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除了要有经济增长,还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共享增长所带来的果实。中国对现在收入分配的状况不是非常满意,贫富差距还比较大。白重恩认为,造成贫富差距大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垄断所带来机会的不均等,垄断企业的职工收入相对于非垄断企业来说比较高,所以垄断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均是个很重要因素。另外就是灰色收入,腐败所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均,也是一个造成收入差距比较重要的原因。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都牵扯到政府职能的界定以及政府执行职能的方式。要减少垄断,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减少行政垄断,而行政垄断是政府的政策所能够影响的。而腐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政府不需要管的尽量不去管,当政府管的事情少了,这种腐败者寻租的机会也就少了。所以,如果能够更好的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就会减少寻租的机会。

当然,政府不能什么事都不做,政府还是有一些必须要做的事。在政府做这些必须要做的事的时候,应该更加透明化,使政府的行为受到更多的监督。这样一来,腐败的机会也就减少。如果一旦中国解决了垄断的问题和腐败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白重恩的看法在中国财经领域具有一定的共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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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也认为未来改革的关键在政府职能转变。张卓元指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要实现调结构、转方式,最重要的是推动政府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其中,政府改革是关键。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而不要越俎代庖。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要分清,凡市场能有效做好的就交由市场去做。政府应主要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特别是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应该是一个公正的裁判员,而非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


(乔木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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