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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后政府本身更需“改革开放”

白重恩分析,一方面是政府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另外一方面是企业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而企业可支配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有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所以,这样一个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之间分配,跟政府职能有很大关系。所以,要改变这样一个分配格局,就一定要改变政府的行为,这是关于增长结构的问题。

从增长的动力上来说,中国前几年生产率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很大程度上跟政府职能边界有关系。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一些投资,可能效率比较低。这些投资的效率降低时,整个经济的生产力也会降低。所以从增长角度来看,政府职能转变非常重要。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除了要有经济增长,还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共享增长所带来的果实。中国对现在收入分配的状况不是非常满意,贫富差距还比较大。白重恩认为,造成贫富差距大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垄断所带来机会的不均等,垄断企业的职工收入相对于非垄断企业来说比较高,所以垄断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均是个很重要因素。另外就是灰色收入,腐败所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均,也是一个造成收入差距比较重要的原因。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都牵扯到政府职能的界定以及政府执行职能的方式。要减少垄断,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减少行政垄断,而行政垄断是政府的政策所能够影响的。而腐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政府不需要管的尽量不去管,当政府管的事情少了,这种腐败者寻租的机会也就少了。所以,如果能够更好的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就会减少寻租的机会。

当然,政府不能什么事都不做,政府还是有一些必须要做的事。在政府做这些必须要做的事的时候,应该更加透明化,使政府的行为受到更多的监督。这样一来,腐败的机会也就减少。如果一旦中国解决了垄断的问题和腐败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白重恩的看法在中国财经领域具有一定的共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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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也认为未来改革的关键在政府职能转变。张卓元指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要实现调结构、转方式,最重要的是推动政府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其中,政府改革是关键。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而不要越俎代庖。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要分清,凡市场能有效做好的就交由市场去做。政府应主要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特别是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应该是一个公正的裁判员,而非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


(乔木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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