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亂的历史觀 特朗普對关稅的自信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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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再次鼓吹高关稅的重要性。他在推特(Twitter)上表示,当美國沒有債務并使用“現金(CASH)”建設從鐵路到軍隊的一切時,美國有一個龐大的关稅體系。

在特朗普的記憶里,美國曾有過一段沒有債務且制造業極度发達的時期,而這個時期的輝煌成就是由保護性关稅帶來的。特朗普四處发動貿易戰的理論依据或許就是根据這段“历史”提煉出的。在特朗普眼中,关稅似乎是拯救美國經濟和制造業的万能藥。

然而,特朗普所描述的“历史”并非真實存在的历史,而就此推演出的“关稅万能論”也缺乏經濟實例的支持。

美國財政部公布的國債記錄最早可以追溯至1790年(美國1776年建國)。1835年1月美國第七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執政時期,美國有息國債被基本清零,截至該年年底,美國國債約為33,700美元,相当于2019年的100万美元左右。這种低國家負債的情況僅維持了兩年多,1838年美國國債恢复至百万級别。

1835年美國國債清零的原因也與高关稅無关。相反,当時的總統傑克遜來自美國南方,南方各州利益集团支持低关稅政策。因此,自傑克遜1829年上台以來美國的平均关稅水平從超過50%一直下降至不足20%。

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1861年至1865年)前后數十年間,关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南北利益集团的博弈結果。美國北方的產業主要以制造業為主,因此希望增加关稅以提高本地產品在國內的競爭力。而美國南方的產業主要以种植業為主,因此希望降低关稅以获得更廉價的海外工業產并增加出口競爭力。

值得肯定的是,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至1918年)爆发前夕,美國的高关稅政策有效保護了美國制造業的成長。1913年《安德伍德关稅法案(Underwood Tariff Act)》生效前,美國平均关稅稅率通常處于20%以上,可关稅物品的关稅稅率通常處于40%以上。經過了一個世紀的关稅保護,美國制造業才度過“嬰兒期”,隨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放異彩。

一戰結束后,美國已經進入特朗普記憶中什么都能制造的輝煌時期。然而,過剩的產能導致1929年的大蕭條。為了阻止制造業的崩潰,1930年美國出台了20世紀最嚴厲的关稅法案——《斯姆特-霍利法案(The Smoot-Hawley Act)》。当時,美國关稅極高,制造業也極度发達,經濟上卻是最黑暗的時期。

或許,在特朗普混亂的記憶中,貿易保護下的“自給自足”才是美國制造業最高光的時刻。然而,維持龐大的產能需要同樣龐大的市場。在沒有戰爭消耗的情況下,對外貿易是必然選項。因此,二戰后美國積極推動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建設并成功推動旨在降低國際間关稅水平的《关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成為國際通用貿易法案。

如今,美國制造業空心化是資本長期逐利導致的結果。全球化導致美國制造業在資本的推動下向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最終,全球化收益較多者和全球化收益較少者的利益冲突造成美國社會被撕裂。前者以資本和金融服務業為代表,后者以制造業和制造業從業者為代表。特朗普政府的关稅政策響應了后者的呼吁,贏得了后者的選票。

縱觀美國的历史,关稅保護只能幫助美國制造業重新萌芽,卻不能幫助美國制造業重新實現全球擴張。因此,已經遍布全球的美國高端制造業不需要关稅保護,提高关稅水平也只能幫助美國恢复低端制造業在本地市場的部分份額,對解決美國社會矛盾沒有實質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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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陳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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